“深圳一小步 ，中國一大步”。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處長龍飛在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訴調對接中心成立儀式上表示，在中國法治建設中，深圳前海被寄予厚望。前海法院訴調對接中心的成立，將進一步推動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設，將成為前海開放發展的重要特色。
　　成立儀式上，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與深圳國際仲裁院、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粵港澳商事調解聯盟、深圳市銀行業協會、深圳市商事法律服務調解中心、深圳市律師協會、深圳市民商事調解中心、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深圳市保險消費者權益服務中心、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深圳市商業保理協會、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深圳市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協會等13家單位簽訂合作備忘錄，初步搭建起前海商事訴調對接框架，開創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積極應對社會治理新形勢
　　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的統計調查報告顯示，75%以上的企業表示，在注冊前海公司時，最看重的是前海的法治環境。
　　深圳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梁增昌表示，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訴調對接中心揭牌成立，探索多層次、全方位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前海法院建設全國綜合性司法改革示范法院的又一項重要探索。他希望前海法院構建訴調對接中心，積極回應社會治理的新形勢；完善訴調對接中心，服務經濟發展的時代需求；健全訴調對接中心，充分發揮法院的排頭兵作用。前海法院成立訴調對接中心，與13家合作單位，立足化解糾紛的不同社會職能，從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社會責任擔當出發，回應社會的普遍需求。
　　調解是解決法院“案多人少”的根本出路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胡志光介紹說，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深圳法院的收案數量持續增多。2015年，深圳全市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28萬件，受理案件全省最多；去年，全市法院辦結了22萬余件。兩項指標同比分別上升27%和8.1%。如何應對日趨增多的矛盾糾紛，滿足公眾日益增強的司法需求，是深圳法院面臨的重大課題。前海法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攜手社會調解機構成立訴調對接中心，完善訴前聯調、案件復簡分流、第三方評估無爭議事實記載及司法確認等9項工作機制，搭建了國際化、專業化、法治化、社會化的糾紛解決平臺。這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處理的新嘗試。不僅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也有助于解決長期困擾法院“案多人少”的難題。滿足新時期人民群眾對矛盾糾紛化解的新需求。
　　
最高法院支持建設多元調解機制
　　龍飛介紹說，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將該機制作為法院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途徑。前海法院成立訴調對接中心，推動建設國際化、社會化、法治化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適逢其時，大有可為。他認為，前海法院應以國際化為特色，建設具有國際公信力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以專業化為核心，打造開放包容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以信息化為支撐，建設高效便捷的矛盾糾紛化解網絡；以一體化為依托，拓展區域多元化糾紛解決和解。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蔣惠嶺認為，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面臨新空間。去年12月份，中央發布了有關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非常重要的文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案》等文件，這是我國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非常重要的推動文件。他認為，法院應在繁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法院要調整位置，突出其推動與保障作用。沖在一線，起到引領作用，起到推動和保障的作用。要拓展訴訟服務，為訴調對接提供堅實的基礎。要優化資源配置，帶動非訴解紛機制發揮作用。要改革、調整程序，讓法院調解及相關活動更公平。發揮在線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實現糾紛解決機制的跨越發展。同時，開展國際和地區合作，打造外向型合作性糾紛解決機制。
　　加強與香港的調解合作
　　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專程來到前海，為前海法院訴調對接中心揭牌并致辭。他表示，前海法院訴調對接中心成立，優化了深港兩地案件調解的質量和效率。他期望全方位加強深港經濟合作，共同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他認為，訴調對接中心機制體現了前海涉港商事調解的前瞻性和預見性。該制度不僅是對前海法院未來涉港商事案件發展的有效回應，也對兩地專業人才的合作起到積極的示范作用。
　　袁國強說，在認識到調解制度優勢的同時，也要注重研究跨境商事調解帶來的執行力等問題。調解不受司法統治權和法律適用的限制，當事人可以通過調解方式去解決跨境商事爭議，靈活性非常強。但跨境調解面臨法律、語言、文化差異，以及和解協議的執行力等問題。深港兩地法律專家將以此為平臺，共同探討研究相關課題項目，共同把握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龍飛也寄望前海法院，利用深港一體化的優勢，充分借鑒香港在糾紛解決方面的先進經驗，與香港特區在跨境解決平臺建設，專業調解培訓及資質認證，調解仲裁等糾紛解決機制的推廣領域加強合作。
　　香港聯合調解專線辦顧問、大律師陳慶生介紹了香港特區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情況。香港調解的成功率達到65%。調解效率高，達成全面協議的案件只要5小時，沒有達成協議的個案4小時。他認為，香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法官、法律界及爭議各方，在法律程序及解決爭議文化方面能夠作出適當的改變，以配合改革措施的實施。

　　“調解+仲裁”模式156個國家可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蔣惠嶺介紹說，我國有251個仲裁委員會，一年承擔的案件不到20萬件，對于法院來說是非常小的數字。所以中國的調解事業有很大的前景。下一步要發展仲裁事業，法院應把支持仲裁事業發展作為一個重大的課題。
　　深圳國際仲裁院院長劉曉春介紹了該院“調解+仲裁”模式。深圳國際仲裁院有來自世界51個國家與地區的870名仲裁員，超過三分之一理事及仲裁員來自境外，國際化程度全國最高。深圳國際仲裁院在前海開展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創新，包括SCIA調解中心、商會調解+SCIA獨立仲裁、展會調解+SCIA仲裁等多種模式。“調解+仲裁”模式，實現獨立調解與獨立仲裁相結合，是解決跨境商事爭議的快捷、有效的途徑，是調解在中國內地發展的重要方式，不僅可以固化調解成果，在境內外也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依照1958年簽訂的《紐約公約》，至少可在156個締約國獲得承認和執行。在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也可以得到執行。